杨庆祥：关于平凡的哲学思考

　　关于平凡的哲学思考

　　文/杨庆祥

　　发于2021.2.8总第984期《中国新闻周刊》

　　从历史的角度看，平凡、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生和生活，这些词和短语所传达的价值和意义，要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才得到关注和重视。

　　维柯在他那本著名的《新科学》里，曾经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区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凡人的时代。维柯那里的凡人，也就是摆脱了神和英雄的控制，可以确认自我并创造属人的历史的人。启蒙思想家痛感于中世纪的人们在神和君主控制下的不自由和被奴役，怀抱着朴素的愿望去建构和想象普通而正当的人性。这些人性，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该享有的“自然权利”，不过是在历史中被故意蒙蔽和删去。启蒙的意思是“要有光”，这与上帝的创世纪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参与启蒙运动的知识者们的天真和热望，无论是洛克的经验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还是伏尔泰的“老实人”，他们最终要构建的，是一个不断摆脱枷锁获得自由生命状态的个体。在1784年，德国杂志《柏林周刊》做了一个同题问答：什么是启蒙？大量的读者以及当时一些最重要的知识者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以哲学教授康德的回答最为人知晓：“启蒙是人类挣脱自我施加的不成熟。这里的不成熟是指人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就无法使用自己的理性。”

　　启蒙运动者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在启蒙知识者的乐观想象中，普罗大众一旦接受了启蒙成为真正成熟理性的个体，则大同世界不请自来。但是启蒙主义者太过乐观了，事实是，与现代社会一同到来的，不仅有理性、科学和开明，但同时也有偏执、自我中心和技术狂热。1818年玛丽·雪莱在其著名作品《弗兰肯斯坦》中集中书写这种自我中心和技术狂热带来的恐怖后果：弗兰肯斯坦借助技术的力量，僭越上帝的权力造出了一个似人非人的生物，这个生物没有成为理想中的“新人”，而是变成了怪物，不停地向弗兰肯斯坦索取，把他折磨得家破人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弗兰肯斯坦告诫说：“从宁静中寻求幸福吧，避免高远的志向，即使看上去纯洁正确的志向，比如在科学和创新领域出人头地之类。”

　　这个小说的结尾和康德的临终故事传达着相似的含义。据说，在康德弥留之际，他的学生将他的三大本哲学巨著放在他手边，老康德摩挲了半天，说了一句：如果是三个孩子，该多好啊。

　　无论是玛丽·雪莱还是康德，这些现代智识者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被现代召唤出来的人类欲望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人类将会走上不归之路。出人头地是不道德的诉求，而过普通平凡的人生也许才是正道。

　　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赞美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最：“人啊，你这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是这赞美离“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一步之遥，而这一步跨过，就覆水难收。《弗兰肯斯坦》里的怪物、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世界大战的惨烈都无法阻挡人类的欲望步伐。理性人变成了并不理性的经济人，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全球性的开发和掠夺，利润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联系纽带。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以此完成了其根本性的规划：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鼓励人对自然毫无保留地改造和攫取，并不惜以毁坏生态系统为代价；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鼓励人和人之间残酷的竞争和争夺，并以此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到了最后，一个人几乎每一秒钟都在为某些人的利润而忙碌。”其实这句话应该修正为：一切人都在为利润而忙碌，唯一的区别是利润多还是利润少。

　　建立在利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即，成功学道德。在这一道德法则里，只承认胜利者、强者的地位，并根据胜负原则分配实际资本和象征资本。一方面是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来激发现代人的占有欲望；另外一方面是将强者恒强、赢者通吃的达尔文进化主义社会化。成功学的道德一言以蔽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其典型性的体现就在于现代奥运精神对古代奥运精神的置换：古代奥运自由的狂欢精神被“更高更快更强”的竞争精神所代替。

　　一个被成功学所覆盖的社会不会认可平凡的意义，也不会承认普通人的价值。它只认可“杰出”“优秀”“伟大”——总之，它只承认胜利的英雄，而拒绝倾听失败者的辩护。现代人在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自己在社会利润的结构中占据一个优先位置。维柯和启蒙者所热望的“自由人”只能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接受市场严格的挑拣和控制。劳动者的自我和劳动本身都趋于异化，劳动不再是一种自主创造的喜悦，而是流水线上的疲于奔命。在卓别林时代，那就是不停旋转螺丝帽的工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996，就是外卖小哥被系统时间锁定，就是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要考一百分，要赢在起跑线上，就是四处被贩卖的成功学课程和打了鸡血的营销号，就是“情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

　　20世纪对这种异化作了最深刻书写的作家是卡夫卡，在他的杰作《变形记》里，普通职员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他遭到了包括父母亲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嫌弃，这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卡夫卡借此想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坚持这种道德秩序和利润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将会变成那只甲壳虫。

　　晚近以来，“御宅族”“丧”“佛系”在青年人中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如果抛开这些标签的舆论背景，其实质上要表达的是对现代这种野蛮竞争关系和不道德成功学的厌恶和抵抗。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消极的逃避中，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是对野蛮状态进行虚无主义的幻觉宽慰，并不能有效挣脱既有的奴役关系。

　　智识者们其实早就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系统性弊病并试图开出良方。1946年，施特劳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您不妨设想一下，由于受到一种偶然的阻扰——即现代的野蛮化，我们才不得不重又学习哲学的诸要素。”这一点恰好与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遥相呼应。1930年，荣格在慕尼黑作了一个重要演讲，他有感于现代社会的强力精神对人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以精神治疗师和哲学家的多重身份作出了如下规劝：“有意识见解的偏执以及与之相应的无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代过分看重有意识的意志，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但是一种摧毁人类的道德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比道德更重要。不惜一切代价的道德是野蛮的标志。”

　　在我看来，荣格提出了平凡最本质的定义，平凡即“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平凡并非放弃自我，恰好是，自我的觉知是平凡的前提，只有理性地变成了成熟的人，才能够正确地衡量和评估自己的能力。平凡也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对志向有准确的定位，不去盲目狂热地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和能力转化为一种人生和生活的智慧，内在觉知和外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要进步，要发展，要更新，但实现这进步、发展和更新的手段不是恶性竞争，目的不是为了占有更多资源，而是为了完成一个“善的自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让别人有更多的路可走。

　　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平凡是对话，是交流，是努力发掘人性的真善美，并将这一真善美化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而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正如启蒙文人们曾经设想过的那样——就是能够保证并守护这种平凡的意义和普通人的价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现代性的惯性里走出来，过上一种平凡、自由而审美的生活。施特劳斯希望我们学习哲学的智慧，他指的是古希腊的哲学。而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先贤早就给我们描摹过这种生活的愿景，那就是《论语·先进》里面孔夫子所高声赞美的：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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